不平則鳴:宋代的登聞鼓制度及實踐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6-11 15:40:35

趙進華   

前段時間熱播的古裝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以下簡稱《知否》)以影視藝術的形式巧妙地撥動著當代中國觀眾的古典情結,劇中的人物服飾(包括官服)、建筑風格、日常情趣、婚姻制度以及朝廷儀制法度等等無不勾起人們對于宋朝文化的濃厚興趣。整部劇雖然不時暴露出不夠嚴謹的瑕疵,令專業人士和歷史愛好者吐槽不斷,但仍然不失為一部寓教于樂的影視佳作。

劇中,顧廷燁為護妻刺死康姨媽,康姨媽的母親王老太擊打登聞鼓,在朝堂上狀告顧廷燁行兇殺人,顧廷燁被罷官奪爵,處以流配之刑。盛明蘭為救夫君,身著誥命服敲擊登聞鼓喊冤,舍命一搏,終于迎來柳暗花明。這是全劇的高潮部分,登聞鼓在其間的作用引人矚目。除此之外,劇中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常常提到登聞鼓。細心的觀眾不禁要問,《知否》的編劇為何對登聞鼓如此偏愛?劇中人物擊鼓鳴冤有什么歷史依據嗎?

登聞鼓的歷史淵源

中國古代素來有以民為本的傳統,統治者重視民意的表達和輿情的上達,所謂“人主莫大于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宋會要輯稿·職官三》)職是之故,歷代政權多致力于保障民意表達和輿情上達的制度建設并卓有成效,登聞鼓的設置便是這種努力的具體表現。

登聞鼓的前身是周代的路鼓和肺石。《周禮·夏官》記載太仆的職責之一為:“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仆與御庶子。”東漢經學家鄭眾注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又《周禮·秋官》載朝士之職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另一經學家鄭玄注曰:“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一云“達窮者”,一云“達窮民”,職能似有重復。對此,唐人賈公彥彌縫道:“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周禮注疏》卷31)如此,則肺石和路鼓雖功能一致,但程序上有先后之分。而朱熹則有另外一種解釋:“路門外有鼔,謂之路鼔,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冤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鼔,唐人亦有肺石。”(《朱子語類》卷86)按照這一說法,路鼓的功能是上情下達,肺石的功能是下情上達,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服務于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信息溝通。

《周禮》一書托古言制,所記未必皆有實據。在確實可靠的證據出現之前,對周代的肺石、路鼓之制不妨存疑。然而,按照鄭眾對路鼓的釋義,可以肯定,至晚在兩漢之際,已經出現了擊鼓言事的做法。不過,當時尚未見有“登聞鼓”這一說法。

《晉書·武帝紀》載,泰始五年六月,西平人麴路伐登聞彭,言多祆謗,有司奏請棄市。武帝曰:“朕之過也。”舍而不問。又《世說新語》記載,晉元帝時,“廷尉張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撾登聞鼓,猶不被判。”以此推測,“登聞鼓”之名大致起于魏、晉之間。此后,南朝、北朝以迄隋唐均有登聞鼓的制度和實踐。如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通鑒》卷122)又,北魏世祖時,“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魏書》卷111)隋代周禪后,文帝下詔申敕四方,敦理辭訟,民間有枉屈者,縣若不理,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許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隋書》卷25)唐大和九年(835年),京兆尹楊虞卿因家人出妖言而下御史臺,虞卿弟司封郎中漢公偕其子知進等八人“撾登聞鼓稱冤”,皇帝勅令虞卿歸私第。(《舊唐書》卷17下)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早期文獻中關于堯鼓、舜木、禹鞀(音táo,有柄的小鼓)、肺石、路鼓的記載為后世的登聞鼓制度提供了理念先驅,而從漢魏到隋唐的擊鼓言事、擊鼓鳴冤的實踐則為宋代登聞訴冤制度的建立做了有益的探索。

宋代的三院受狀制度

為了給臣民上書言事和申訴冤屈提供更為有力的保障,宋代統治者吸取此前歷代的經驗和教訓,將擊鼓鳴冤的做法進一步規范化、建制化,從而形成獨具一代特色的三院(指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受狀制度。

登聞鼓院,簡稱鼓院。宋朝初年設鼓司,初由宦者主事,至道三年始用朝臣。鼔在宣德門(北宋東京皇城中南門,位置在今開封市新街口)南街西廡,院在門西之北廊。(《玉海》卷168)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改鼓司為登聞鼓院”,鼓和院的位置一仍其舊。判院官二人,隸諫議大夫,“掌諸上封,受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狀”,受狀范圍非常寬泛。進入南宋后,登聞鼓院的職能有所收縮,主要負責大禮奏薦、敕斷及致仕遺表等已得旨恩澤,試換文資,改正過名,陳乞再任等申訴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有宋一代,登聞鼓院始終是朝廷非常倚重的輿情收集機關,在國家政治法律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登聞檢院,簡稱檢院。宋初仿唐制設匭(音guǐ,納貯官民投訴文書的銅匣)院,雍熙元年(984年)改匭院為登聞院,后又與鼓司改名同時改為登聞檢院。判院官一人,通常由司諫、正言出任。與鼓院一樣,檢院職掌亦為接收文武官員及士民章奏表疏,為此,檢院按東、南、西、北之序,分設崇仁、思諫、申明、招賢四處檢匣(南宋時合四檢為一檢)。按照章程,檢院受狀在鼓院之后,“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資、改正過名,無例通進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為所抑,則詣檢院。”(《宋史·職官志》)可見,檢院之設置可視為對鼓院的一種程序救濟。南宋時,鼓、檢二院由申訴程序上的先后變為職事上的分工,檢院掌收接朝廷命官、各色人有關機密軍國重事、軍期、朝政闕失,論訴在京官員不法及公私利害之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

理檢院。初置于太宗淳化二年(991年),院在乾元門(即宣德門)外,至道三年廢,天圣七年又恢復,“詔于鼓、檢院側近別置理檢院”,(《職官分紀》卷14)由御史中丞專領。理檢院的設置為補鼓、檢二院救濟之不足,“吏民以冤自伸于檢、鼓院而不為達者,以時上聞。”于是形成前后銜接的程序鏈條:“在法,諸進狀初詣登聞鼓院,次檢院,次理檢院。”(《宋會要輯稿·職官三》)

須說明的是,三院均非司法機關,而是接收和轉呈書狀的機構,其性質更接近今天的信訪部門。三院受狀不僅有受案范圍的限定,還有程序上的限制。“諸州吏民詣鼓司、登聞院訴事者,須經本屬州縣、轉運司,不為理者乃得受。”(《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即當事人要依次向縣、州、轉運司或提刑司申訴,只有在窮盡這些救濟手段的情況下,才可以赴京撾登聞鼓,俗云“告御狀”。在京訴訟則須“先所屬寺監,次尚書省本曹,次御史臺,次尚書都省,次登聞鼓院”。(《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6)三院受狀后,將書狀送達御前,由皇帝親覽,皇帝會根據實際情況,指令有關部門處理,少數情況下,皇帝也會親自召見當事人了解案情或其訴求。

宋朝的皇帝出于對輿情搜集工作的高度重視,通常委任那些受其信任的、材器卓異的文臣擔任三院主官,所謂“登聞檢院、登聞鼓院……皆儲材擢用之地,凡作縣有聲等官多除此”。(《朝野類要》卷2)著名的學者型官員程頤、袁采都做過判(監)登聞鼓院。治平二年(1065年)春,未及而立的蘇軾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入判登聞鼓院,絕對算是朝廷的重用。元豐元年(1078年),蘇軾的好朋友文同(畫家、詩人,以畫竹知名)以61歲高齡判登聞鼓院,亦可以看作是對他久任地方、出色政績的認可,蘇轍送文同詩“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一句記錄了該事。北宋末年,著名詞家毛滂因為受到宰相蔡京的賞識,得以出任知登聞鼓院,并以略帶調侃的語氣留給后人一首《登聞鼓詩》。詩中,“眾屧望天若無路,區區有意常能宣”說的是登聞鼓的功能,而“朝陽門(當指宣德門)外登聞鼓,鼓下章飛如急雨”則形象地記錄了當時登聞鼓院的繁忙景象。此外,北宋名臣張詠、王曾先后于太宗、真宗時判登聞檢院,錢若水、王旦均曾領理檢院。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司法案例集《疑獄集》的作者之一和山蒙(951—995年)曾于淳化、至道間出任理檢使。他編撰《疑獄集》,既是克紹箕裘,又反映出其本人對司法獄案的重視,宋太宗任命他為理檢院的主官,應該與此不無關系。

宋代登聞訴冤的實踐

宋朝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的設置及其職能的法定為臣民的上書言事、申冤請愿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客觀上也激發了臣民通過法定途徑維護權利、救濟權利的積極性,以致出現了“遠近士庶小有訴訟,即詣鼓進狀”(《宋會要輯稿·職官三》)的狀況。宋太祖時,開封市民為找尋自家丟失的豬而去敲登聞鼓,太祖在哭笑不得之余,也以天下無冤民而感到欣慰。(《塵史》卷上)有宋一代,登聞鼓主要在如下幾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一,考生投訴考試作弊或錄取不公。科舉制創自隋唐,進入宋代后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也暴露出不少問題。考試、錄取的公平、公正既涉及考生的切身利益,也是封建國家的核心關注。開寶六年(973年)三月,落第舉子徐士廉等擊登聞鼓,控訴主考官李昉徇私用情,取舍非當。(《長編》卷14)宋太祖得知情況后,下詔于講武殿重新復試新科及第的進士。端拱元年(988年),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錄取榜一經貼出,輿論大嘩,因為不少才學出眾者落榜,不服氣的考生就去敲登聞鼓,要求復試。太宗于是下詔于崇政殿舉行復試,又多錄取了一批人。(《太平治跡統類》卷27)而據葉夢得的說法,復試后考生葉齊仍不服,又去擊登聞鼓,朝廷不得已,又加試一場,結果葉齊排在第一名。(《石林燕語》卷8)

除了以上兩起考生撾登聞鼓的事件外,天禧三年(1019年)進士陳損等率眾伐登聞鼓訴錢惟演主持科舉不公和神宗時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科考不公在當時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有宋一代此類事件的一再上演,充分彰顯了當時士人高漲的權利意識,同時,考生對于考試公平的不懈追求也促進了宋代科舉考試制度的完善。淳化三年(992年),蘇易簡知貢舉。考慮到此前發生過擊登聞鼓訴校試不公的事情,蘇易簡受命后,“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并采用糊名的辦法,以后遂成為一種制度。(《宋史·選舉志》)

其二,檢舉揭發官吏貪賄瀆職等問題。宋朝注重吏治,始終致力于相關的制度建設。實踐中,登聞鼓的設置為臣民揭發檢舉官吏貪賄瀆職和各種不法行為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宋太宗時,張去華擔任開封府判官。一個叫道安的廬州尼姑指控其弟媳欺詐不實,開封府不僅駁回道安的起訴,還把她押送回本州。道安不服,又跑到京城敲登聞鼓,揭發張去華是受了朝臣徐鉉(道安弟媳是徐鉉妻子的外甥女)的請托才不受理此案。太宗聞之大怒,張去華“坐削一任,貶安州司馬”。(《宋史·張去華傳》)徐鉉也被貶為靜難行軍司馬。(《宋史·文苑傳》)北宋中期,知秦州韓縝宴客夜歸,指揮使傅勍醉酒,誤入韓宅,碰到了韓縝的姬妾,韓縝惱羞成怒,指使軍校將傅勍箠殺。傅勍妻子赴京,持血衣撾登聞鼓。結果,韓縝因專殺而被免職。(《宋史·韓縝傳》)

登聞鼓一響,不僅普通的官員心驚膽戰,就連宰相也聞之色變。太祖時,雷有鄰擊登聞鼓,揭發中書省的堂吏擅權玩法,并且直指其背后的保護傘宰相趙普。太祖大怒,令御史臺法辦,將違法的官員分別治罪,趙普也失去了太祖的信任,“未幾,遂罷去。”(《宋宰輔編年錄》卷1)又,端拱元年,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批評宰相李昉尸位素餐,當北方有事之時不加強邊防,只知賦詩宴樂。太宗聞知后,“罷昉為右仆射,且加切責。”(《宋史·李昉傳》)

其三,訟獄當事人聲冤。三院雖非司法衙門,然“通輿情”的定位實際上決定了三院客觀上具有一定的司法監督功能。實踐中,不少冤假錯案是通過當事人撾登聞鼓而得以糾正的。雍熙元年,開封女子阿李擊登聞鼓,自陳身體病弱,沒有子息,擔心將來去世后家產無所托付。太宗聞悉后,指示開封府依照當事人意愿妥善處置阿李的財產。承辦該事的有關部門大概領會錯了圣意,拘押了阿李的父親。阿李再次擊登聞鼓鳴冤,引起了皇帝對全國獄案可能冤濫(指斷獄冤枉失實)的高度重視,派遣殿中侍御史十四人,分往各地審決刑獄。這是北宋提刑官設置之始。同樣是在雍熙元年,開封府一姓劉的寡婦因與他人有奸情為繼子王元吉知悉,于是誣告元吉在自己的食物中投毒。開封府受理后,濫用刑訊,元吉被迫認罪。元吉的妻子張氏撾登聞鼓訴冤,太宗責令御史臺重審該案,一宗冤案最終得以平反。原審各官降、罰有差,朝廷還明確禁止辦案衙門使用“鼠彈箏”等刑訊手段,以減少冤濫。(《宋史·刑法志》)

除了以上幾種情形外,比較常見的擊鼓事由還有官員求休致或恩典的,或是不滿行政處分請求糾正的,以及為國事集體請愿的,等等。靖康元年(1126年)春,京師為金兵所圍,軟弱的北宋朝廷罷免了主戰的李綱和種師道。二月五日,以陳東為首的太學諸生偕開封市民數萬人伏宣德門下上書,力挺李綱和種師道,控訴投降派的賣國行徑。群情激憤中,“百姓乃輿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震地。”(《靖康要錄》卷2)借助登聞鼓的符號作用,請愿學生和群眾發出了“以忠義脅天子”的正義訴求,這應是登聞鼓制度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頁。

結語

綜上所述,“登聞鼓”直接指向的是我國古時候的一種鼓,與之相關的還有相應的機構和制度。籠統地講,登聞鼓是器物、機構和制度的三合一,共同服務于帝制時代的輿情搜集和信息溝通,而與冤獄的平反關系尤大,因而又具有鮮明的司法功能。就其彌補常規司法救濟之不足這一點來說,登聞鼓制度的宋代實踐可圈可點,其“初鼓院,次檢院,次理檢”的程序安排雖略顯疊床架屋,卻也包含了制度設計者對程序正義的不懈追求和苦心孤詣,實踐中也產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實踐中,擊鼓者多為平民百姓,也不乏貴族官僚,其中就有命婦(泛稱受有封號的婦女)于登聞鼓院投狀的案例,至于申訴的事由則不一而足。就此而言,《知否》中敲擊登聞鼓的情節設計,既是當事人不平則鳴的形象表達,也為所設定時代的制度和環境所允許,因而真實可信,并傳遞出豐富的法律文化信息。

(作者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責任編輯:楊奕)
相關文章
 
二肖中特最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