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主導”與“中心”
稿件來源:檢察日報
發布時間:2019-06-11 16:09:19

作者:朱孝清  

筆者的《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發表后(見《檢察日報》2019年5月13日第3版),有讀者提出,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如果檢察機關是主導,那審判是否還是刑事訴訟的中心?還有同志提出,以審判為中心的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中,庭審大大簡化了,其中適用速裁程序的,往往只需幾分鐘、十幾分鐘,而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卻要做大量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審判還是刑事訴訟的中心嗎?在法學、法律界,對此也有不同認識:有的認為,只有庭審實質化的案件,審判才是訴訟的中心;有的則認為,無論辦理何種刑事案件,也無論適用何種程序審理,只要是經過法院裁判的,審判都應是刑事訴訟的中心。

筆者認為,要回答上述問題,需要研究以下三個問題:一、審判為什么是刑事訴訟的中心?二、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審判是否還是中心?三、檢察機關“主導”與審判“中心”的關系。

一、審判為什么是刑事訴訟的中心?

審判是刑事訴訟的中心,這是由刑事訴訟的規律和現實需要決定的。具體地說,是因為:

1.在職能上,審判是決定訴訟結局的環節,偵查、起訴的成果都要接受審判的審查和檢驗。任何案件都只有經過審判,才能對被告人認定有罪并處以刑罰。刑事訴訟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同時,對起訴的案件,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所收集、固定、審查、認定的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資格和能力,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是否符合客觀真相,都要接受審判的審查,并由法庭作出裁判。

2.在訴訟地位上,偵查、起訴、執行都圍繞審判并服務于審判。刑事訴訟是實現國家刑罰權的活動,它由偵查、起訴、審判和刑罰執行四個環節組成,該四個環節都圍繞“實現國家刑罰權”這一目標進行各自的職能活動。其中偵查是為審判進行準備的活動,起訴是開啟審判程序(也是為審判作準備)的活動,審判是國家刑罰權得以實現的活動,執行是落實審判結果的活動。可見,偵查、起訴、執行都圍繞審判并服務于審判,審判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處于中心地位。正因為如此,有些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典把偵查、起訴都規定在“第一審程序”中,而沒有與“第一審程序”并列,其理由就是偵查、起訴都是為審判作準備的。

3.在證據上,偵查、起訴環節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都“應當與刑事審判關于證據的要求和標準相一致”。證據是訴訟的核心,訴訟的過程,就是收集、固定、審查、認定、運用證據的過程。由于審判要對偵查、起訴制約、把關,并決定訴訟最終結局,只有符合裁判要求的證據才能被法院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因而必然要求偵查和起訴階段在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時,要與審判關于證據的要求和標準相一致。

4.在條件上,審判具備程序正義的最完整形態,因而有條件作為刑事訴訟的中心。在刑事訴訟中,審判與其他訴訟環節相比,具有許多優勢,因而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1)審判具備“控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這一最典型的訴訟構造,有利于法官在充分對抗中查明事實真相,正確適用法律。而在偵查階段,只有偵查方與被偵查方的雙方關系,不具有三方構造;在審查起訴階段,存在以偵查機關為控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為辯方、檢察機關居中作出是否起訴決定的“小三角形”訴訟構造,但它沒有審判階段的訴訟構造那么典型,且當作出起訴決定、檢察官出庭公訴時,又成為控方。(2)審判是最中立的環節,有利于不偏不倚、客觀公正地處理案件。而偵查階段,偵查人員不可能中立;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是中立的,但在出庭時,作為控方,又不中立了。(3)審判是最公開透明的環節,它不僅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發生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賄買證人等妨礙司法的問題,而且有利于各訴訟參與人意志自由地參與訴訟、回答問題、表達意見,而較少受外力干擾。而在偵查階段,偵查基本上是秘密和相對封閉的;審查起訴階段也不可能像審判階段那樣公開透明。(4)審判是最內含對抗制約因素的環節,如控辯之間的對抗,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對抗,證言與證言之間的制約,鑒定人與有專門知識的人之間的制約等等,這有利于使“事實越審越清、理越辯越明”,從而在對抗制約中實現“兼聽則明”。而在偵查、起訴階段,雖然要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解和律師的意見,但與審判階段的對審聽證尚有明顯的區別。(5)審判是訴訟參與人最多的環節,通過眾多訴訟參與人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相互辯駁、相互校正、相互補充,有利于法院對案件的認識趨于客觀全面。而在偵查、起訴階段,偵查官、檢察官雖然也要接觸有關人員,但都是個別進行,而不可能像庭審那樣集中和面對面。因此,審判比其他環節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正確適用法律,從而實現司法公正,因而它具備作為訴訟中心的條件。

5.在目的上,“以審判為中心”有利于提高辦案質量,防止冤假錯案。傳統的刑事訴訟實際上實行的是案卷筆錄中心主義,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審查起訴時,主要審查案卷,以案卷所載的事實和證據作出是否批捕、起訴的決定;法院審判時,證人和律師出庭率都不高,法庭也主要審查公訴人提舉和出示的案卷中的事實和證據,并據此作出裁判。案卷上所記載的一些非法證據、虛假證據較難通過庭審發現。有的甚至“未審先定”。這種“以案卷為中心”“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方式,影響了案件質量,甚至產生了一些冤假錯案。“以審判為中心”就是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以案卷為中心”“以偵查為中心”和庭審形式化而提出來的。因此,“以審判為中心”,是強化人權司法保障、確保辦案質量、防止冤假錯案、實現司法公正的需要。

綜上所述,“以審判為中心”是訴訟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提高辦案質量、防止冤假錯案、實現司法公正的需要。

理解“以審判為中心”,要注意把握以下幾點:第一,“以審判為中心”實質上是以審判職能為中心。因為在上述證明審判是刑事訴訟中心的五個理由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理由即審判職能,因為對于需要定罪判刑、實現國家刑罰權的案件來說,只有審判這一職能,才能決定刑事訴訟的結局,從而使刑事訴訟的目的最終得以實現;也正是因為只有審判才能決定刑事訴訟的結局,所以決定了偵查、起訴與審判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決定了審判在證據要求和標準上的地位,決定了刑事訴訟法必然要給審判賦予一系列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和證據的條件,還決定了“以審判為中心”在提高辦案質量、防止冤假錯案中的重要現實意義。因此,以審判為中心,實質上是以審判職能為中心。易言之,哪個環節執掌裁判職能,哪個環節就是刑事訴訟的中心。第二,證據是訴訟的核心,故“以審判為中心”歸根結底是以證據為核心,準確地說,是以符合審判要求和標準的證據為核心。第三,“以審判為中心”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偵查、起訴的重要性和責任。偵查是刑事訴訟的基礎,偵查任務完成得好壞,偵查質量的高低,關系到起訴、審判的質量。起訴是連接偵查與審判的紐帶,既監督引導偵查、審查過濾案件,使之符合審判要求,又啟動審判程序,限定審判范圍,故沒有起訴就沒有審判,且起訴的質量直接關系到審判的質量。就客觀上有罪的案件來說,如果審前程序不能查清事實,揭示案件真相,那審判階段是不可能查清事實、揭示真相的,它只能根據“疑罪從無”原則處理,從而實現底線的公正。也就是說,如果偵查、起訴工作沒有做到位,那審判只能保證“不錯”,而不可能做到“不漏”。“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偵查、起訴案件的事實、證據符合審判要求,否則就白費力氣;還要求公訴人切實提高出庭支持公訴的能力和水平,在“庭審”這個審判的中心環節履行好職責,否則其主張就難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絲毫沒有減輕而是加重了偵查、起訴的重要性和責任。第四,“以審判為中心”不是法院一家的事,審判程序為所有訴訟參與人參與案件審理搭建了一個平臺,各訴訟參與人都不可或缺,其中控、辯、審三方是平臺的主角。只有各訴訟參與人特別是主角依法履行好各自的職責,法院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第五,“以審判為中心”與公檢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檢察監督是并行不悖的兩個方面,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第六,“以審判為中心”是從應然的角度來說的,而不是從實然角度來說的。在實然上,“以案卷為中心”“以偵查為中心”殷鑒不遠。

二、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審判是否還是中心?

筆者認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1.“以審判為中心”是訴訟規律的必然要求,不因被追訴人是否認罪、法院適用何種程序審理、各訴訟階段所需時間和精力的多寡而受影響。如前所述,“以審判為中心”既是訴訟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辦案質量、防止冤假錯案、實現司法公正的現實需要。因此,只要上文所述的證明“以審判為中心”的五個理由特別是執掌裁判職能的理由存在,審判就應當是刑事訴訟的中心。它不因被追訴人是否認罪認罰、法院依法適用何種程序審理而受影響,也不因各訴訟階段依法辦理所需時間、所花精力的多寡而受影響,因為在時間上,可能多數案件偵查所需時間長于起訴、審判;在精力上,可能偵查、起訴所花精力不會比審判少。

當然,這里需要再次說明的是,“以審判為中心”是從應然角度來說的,而不是從實然角度來說的。在審理認罪認罰案件中,審判人員如果不盡職守,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以及案件事實證據的可靠性,不作認真審查就貿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如果發現應排除的非法證據不予排除,仍把它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依據;如果未審先定,檢察人員、審判人員按照有關方面事先確定的處理意見分頭走程序予以落實;如果審判受權力、人情等外部因素干擾,不能做到依法獨立,等等,那么,應然的“以審判為中心”就沒有落實為實然的“以審判為中心”。

2.“庭審實質化”在不同審理程序中的要求是分層次的,對認罪認罰案件仍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實質審理。庭審實質化是針對庭審形式化而提出來的,其目的是實現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結果產生于法庭,從而使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庭審實質化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庭審實質化又稱“典型的庭審實質化”,是指庭審要依據司法親歷性的原理,實行直接、言詞審理,案卷中的言詞筆錄原則上不能進入法庭作為裁判的根據;其重點在于強化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和律師辯護。狹義的庭審實質化主要就不認罪案件特別是疑難復雜案件的一審普通程序而言。廣義的庭審實質化要求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實質性審理,并按照法庭查明的事實作出裁判,但對較為簡單的案件,在法官親歷、直接言詞審理乃至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方面的要求可以有所降低。也就是說,廣義的庭審實質化在刑事訴訟的不同審理程序中,其要求是分層次的:在審理不認罪案件特別是其中的疑難、復雜案件的一審普通程序中的要求最高,是庭審實質化的典型形態;在審理認罪認罰案件的普通程序中的要求次之,允許某些環節實行簡化審理;在審理認罪認罰案件的簡易程序中的要求再次之,允許不受法律規定的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證據、法庭辯論程序的限制;在審理認罪認罰案件的速裁程序中的要求最低,一般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在認罪認罰案件的速裁程序中,法庭仍要對案件的重點內容進行實質審理,如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以及案件事實證據的可靠性,進行實質性審查;控辯雙方如有不同意見仍可充分發表;在判決宣告前要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和被告人的最后陳述意見。因為法院要對事實、證據和案件處理負最終責任。由于庭審實質化在不同審理程序中的要求分層次,因而“以審判為中心”在不同審理程序中就有不同的實現形式。

庭審實質化在不同審理程序中的要求之所以分層次,是因為:

首先,這是滿足當事人多樣化需求的需要。任何被追訴人都有獲得正當程序審判的權利。而正當程序審判的典型形態,就是典型的庭審實質化。但是,正當程序審判既然是一項訴訟權利而不是訴訟義務,那么被追訴人根據自己案情和需求就有權自愿放棄,選擇采用簡化的訴訟程序如速裁、簡易程序對其審判,并在法定范圍內獲得“好處”。在不同訴訟程序中對庭審實質化提出不同層次的要求,是滿足不同案件當事人多樣化需求的需要。

其次,這是實現刑事訴訟“公正優先、兼顧效率”價值目標的需要。公正是刑事訴訟最高的價值目標。為此,各國的訴訟制度都設置了包括典型的庭審實質化在內的一系列正當程序,以保證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實現司法公正。但在追求公正的同時,刑事訴訟也要兼顧效率,因為“遲到的公正是非公正”。于是各國在規定普通程序的同時,都設置了不同形式的簡化程序,并使這種程序既大大提高效率,又能滿足最低限度的公正要求。因此,為了實現刑事訴訟“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的價值目標,就需要對“庭審實質化”在不同程序中提出分層次、有區別的要求,而不宜一刀切,不加區分。

再次,這是節約司法資源、實現訴訟經濟的需要。為了實現司法公正,任何國家都必須為司法提供必要的資源。但司法資源是有限的,訴訟需求卻無止境,任何國家哪怕是最富有的國家,也不能允許不計成本地任意地耗費司法資源。為了節約司法資源,實現訴訟經濟,各國都通過訴訟程序的分類,對不同的案件進行繁簡分流、難易分流,實行“繁案精審、簡案快辦”。庭審實質化在不同審理程序中區分層次,就是“繁案精審、簡案快辦”的措施之一,它有利于建立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既有序銜接又繁簡分流、各行其道的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從而把優質司法資源集中到處理疑難、復雜案件上來,使“以審判為中心”在不同程序的訴訟中得到不同形式的落實。因此,不能因為認罪認罰案件庭審實質化程度沒有像不認罪案件那么高和典型,就認為根本不具有實質審理,進而對“以審判為中心”產生懷疑。

3.“以審判為中心”與“庭審實質化”有密切聯系,但二者并不能劃等號。“以審判為中心”是相對于刑事訴訟中偵查、起訴、刑罰執行諸職能而言的,它要回答的是在刑事訴訟諸職能中誰是中心的問題。“庭審實質化”是相對于其他庭審方式而言的,所要解決的是司法實踐中實際存在的庭審形式化如未審先定、裁判結論受庭外因素干擾、普通程序中證人、鑒定人出庭率低、律師辯護率低或不能有效辯護等問題,它是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重要途徑和措施,但并非“以審判為中心”本身。因此,不能因為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庭審實質化的程度放低,而對“以審判為中心”產生懷疑和動搖。

綜上所述,審判在刑事訴訟的諸程序中都處于中心地位,不能因庭審實質化在不同審理程序中作分層次的要求,“以審判為中心”在不同審理程序中有不同的實現形式,而懷疑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程序仍應“以審判為中心”。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主導”與“中心”的關系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機關是主導,審判是中心,二者是怎樣的關系?筆者認為,要分析二者的關系,既要依據認罪認罰從寬法律制度的規定,又離不開二者據以存在的職能,因為無論是“主導”還是“中心”,都是依據各自的職能而存在的,也是依據各自的職能分別發揮作用的。據此,二者的關系為:

第一,目標一致。二者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各有其質的規定性,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各有其作用,既不可或缺,又不可代替,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司法公正,使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第二,互相作用。一方面,“以審判為中心”必然要求將審判的標準和要求傳導至審前,從而使偵查、起訴案件的事實、證據能夠主動與審判的要求對接。因此,檢察機關要以審判的標準引導偵查,還要以審判的標準審查過濾案件,使起訴的案件符合審判要求。另一方面,“主導”也要作用于“中心”,如檢察機關的起訴對審判有實質影響力,法院在作出審判時一般應當采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

第三,互相制約(還有檢察監督)。如檢察機關的起訴限定了審判范圍,檢察機關還要對法院的審判進行監督;法院要對檢察機關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并依法作出判決。

第四,相輔相成。一方面,“主導”離不開“中心”,檢察機關發揮主導作用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審判發揮好“中心”的作用,使案件得到依法審判、公正審判;另一方面,“中心”離不開“主導”,只有檢察機關發揮好主導作用,審判才能發揮好“中心”作用。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凡研究“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論著,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檢察機關發揮好審前程序的主導作用”作為一條重要措施。相應地,在認罪認罰案件的訴訟程序中,就要求檢察機關在整個訴訟程序中發揮好主導作用。否則,如果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發揮得不好,那審判的中心作用是難以發揮好的,司法公正也是較難實現的。

(責任編輯: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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