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的審判
——基于電影《漢娜·阿倫特》的思考
稿件來源:人民法院報
發布時間:2019-06-12 15:13:08

王金霞 

  

圖為電影《漢娜·阿倫特》的英國海報。 資料圖片

1961年,著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代表《紐約客》雜志親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審判現場,之后在《紐約客》上連續發表了5篇相關文章。1963年5月,阿倫特一本名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的書在美國出版。2012年,以前述過程為中心,電影《漢娜·阿倫特》上映,不同于《世紀審判》(2015年)《艾希曼》(2007年)等相關影片,這部《漢娜·阿倫特》關注的是對艾希曼的審判進行哲學層面的反思。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的高官,負責執行了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的“最終方案”。他在這一“最終方案”中,負責向集中營運輸猶太人,對600萬猶太人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納粹軍官這么多,為什么艾希曼的審判會引發如此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我們又應如何從哲學的角度關注艾希曼的審判?可以借助這部電影一探究竟。

審判歷史還是審判某個人

對艾希曼這樣一個重大戰犯的審判來說,人們經常容易犯一個錯誤,即容易忽視案件本身的法律性,常常把自己當作一個歷史的審判者而不是艾希曼個人的審判者,也容易把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整體性憤怒加之于艾希曼個人身上。

庭審也容易變成一場表演或戲劇,或成為一場徹頭徹尾的庭審秀,像控方檢察官豪斯納先生在庭審一開始就發表了趾高氣揚的演說,“我站在您的面前,以色列的法官,為了向阿道夫·艾希曼提出控告。而我不是一個人,這一刻與我站在一起的,一共有六百萬控訴人,不過他們無法出席,來對這個玻璃盒子中的人發出責難,尖叫著‘我要控訴你’。因為他們已經化為灰燼吹散在奧斯維辛的山丘里,特雷布琳卡的田野間,以及波蘭大大小小的河流中。整片歐洲大陸到處都是他們的墳墓,他們的鮮血仍在呼叫,可是我們無法聽到他們的控訴了。”這里面充滿了各種修辭,到處是煽動性的語言,語氣語調也極為夸張。似乎在這場艾希曼的審判中,誰都想超越艾希曼成為主角。

然而,這里進行的是一場審判,我們是用法律來確定艾希曼是否有罪,而不是讓法律之外的因素占據審判的主導。需要討論一些基于法律的問題,如以色列的法庭是否有管轄權,是否交給國際法庭來審判更加合適?需不需要適用國家回避?以色列摩薩德特工抓捕艾希曼的方式是否合法?艾希曼的行為有沒有過追訴時效?基于何種法律對艾希曼進行裁判?對艾希曼定何種罪名?艾希曼提供的辯護理由在法律上是否具有意義?艾希曼犯罪的主觀方面、客觀方法如何?具有何種故意,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艾希曼的行為和猶太人被屠殺之間具有何種因果關系?是否有阻卻性的事由排除艾希曼犯罪?等等。正如阿倫特所提醒的,法庭審判的是他的行為,而不是猶太人的苦難,不是德國人或者整個人類,更不是反猶主義與種族主義。

案件涉及屠殺猶太人的事實毫無疑問是慘絕人寰的,任何形容暴行的激烈詞匯用在這里都不過分。庭審的證人當中,有的一家十來口人只剩下了一個,有的證人難以啟齒,因為這種復述本身就是對人的二次傷害,有的證人在復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歷時直接昏厥過去……然而,他們中大多數人的故事可能和艾希曼本人毫無瓜葛,艾希曼不斷地重復自己的主張,他只是在被委以任務,黨衛軍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必須做什么。這是行政命令運行的方式,艾希曼只是完成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任務甚至是運輸任務的大部分都不是由他完成,那么,為什么要艾希曼來擔負這一段歷史慘劇的責任?

我們可以發現,如果對審判一段歷史和審判某個人不加以區分,艾希曼可以提出足夠充分的理由來進行反駁。因此,盡管并不一定容易,但對艾希曼審判所進行的法律透析、歷史審讀、哲學解析、人性思考等方面的區分,是我們進入到對艾希曼的審判進行反思時首先應該擁有的基本態度。

作為普通人的艾希曼

阿倫特并沒有局限于法律層面來思考艾希曼的審判,而是把艾希曼的審判作為自己哲學分析的一個樣本,用哲學的方法來做更為深刻的討論。

在聽了對艾希曼的第一段審訊之后,阿倫特有一段形容艾希曼的話:“他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他沒有讓我毛骨悚然的感覺,他像一個幽靈一樣坐在自己的玻璃罩子里,而且還流著鼻涕,他一點也不讓人覺著害怕,他就是個普通人。”阿倫特描繪的艾希曼中等身材,形體消瘦,四五十歲的樣子,前腦門半禿,牙齒不太好,近視眼,脖子干瘦。艾希曼絲毫不像《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他和我們在大街上遇到的每一個人并沒有多大區別。

普通人也成為艾希曼為自己辯護的重要理由。從電影中剪輯的艾希曼的審判的原始視頻中我們可以發現,艾希曼并不是什么巧舌如簧的人,甚至在他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發現一絲真誠。每個官員都曾在就職時宣誓,誰要是違背了誓言,誰就是卑鄙小人。誓言就是誓言,每一個誠實的人都應該遵守。甚至如果黨衛軍告訴他,他的父親是一個叛徒,艾希曼認為,如果這種背叛的事實得到證實,他也應該執行槍決其父親的命令。艾希曼宣稱自己也有過職責和良心的分裂,一種意識上的分裂。當法官問起,要是每個人能多一點勇氣,那或許就能改變一切。艾希曼回答,那是一個戰爭年代,每一個人都會告訴自己,我反對并沒有什么意義,我不過是滄海一粟。正如電影中所討論的,艾希曼可能并不是一個反猶人士,他沒有親手殺害過任何一個猶太人,他所做的全部事情都是要遵守當時的“法律”,他只是“勤勞、認真、公正、仔細”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沒有絲毫的主觀感受。這時候我們就能夠理解孔子說的話,“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按照孔夫子的話行事,艾希曼的困境可能能夠避免。但艾希曼說,他只是個普通人,只是宣誓效忠,并嚴格遵守紀律。

社會學領域曾有觀察人類順從行為的米爾格拉姆實驗,為了要研究人類是否愿意遵從權威去傷害他人,米爾格拉姆從不同行業找來了40名成年男性進行實驗室研究,他們分別擔任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學生會被帶到一個房間,坐在椅子上,手腕上綁一個電極。老師和學生隔著一道墻,坐在一個電量控制板前方。如果學生答錯問題,實驗者就會要求老師給予學生從最低電壓到高壓電的電擊。實驗中,前40位受試者在學生開始敲打墻壁之前,沒有一位老師拒絕實施電擊。有5位老師在學生敲打墻壁的時候拒絕繼續電擊,但有26位老師即三分之二的受試者繼續對學生實施電擊,直到達到最高電壓為止。盡管社會學所能提供的并不是一個規范性的理由,而是一個說明性的理由。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德國高級將領命令一個士兵殺死一個嬰兒,該命令并不能使這名士兵免于承擔殺死嬰兒的責任。放在這里,米爾格拉姆也可能提供給作為普通人的艾希曼一個辯護,他可能只是像大多數人一樣,在德國納粹時期選擇了服從權威,但這同樣也不能免除艾希曼的罪責。

作為普通人、正常人的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值得每一個普通人保持十分的警惕——正視和警惕平庸之惡。盡管平庸的惡和普通人的惡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但是確實需要把對惡的反思引向自身,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平庸的惡具有更為廣闊的適用空間。世界上多數的罪惡可能都不是由罪大惡極(在根本上就是惡的)的人所犯下的,而是像艾希曼這樣的普通人所犯下的。

阿倫特說,嘗試去理解并不等于原諒,她本人也贊同以色列法庭的法官最終對艾希曼作出的死刑判決。她為很多人所指責的,把猶太人的災難部分歸結于猶太領袖,同樣是試圖去理解這一災難本身,而不是去責難猶太人,這些都不是她的目的所在。對整個事件進行冷靜的思考,透視其中的深層機理和整個人類的人性弱點,才是她的目的所在。

不懂思考的艾希曼與作為“思考之王”的海德格爾

思考是電影中關注的一個核心的方面。電影中借海德格爾之口界定了思考是什么。他說:“思考不需要借助任何知識,不會給我們帶來有用的生活經驗,無法解決任何世界性的謎題,我們活著,因為我們有生命,我們思考因為我們是有思想的生物。思考無法直接賦予你行動的力量。”盡管在電影中并沒有挑明,但海德格爾和阿倫特是在價值而非在真理的方向上理解思考。在阿倫特回應各方面爭議的公開演講中,她指出:“自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通常我們把思考看成是我和我自己的無聲對話。在拒絕成為一個人的同時,艾希曼也將這一能夠成為真正人類的能力完全拋棄掉了——這一能力就是‘思考’,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帶有任何道德觀念了。思考能力的缺乏使許多普通人容許自己做出各種殘酷的行為,有些甚至前所未見……思考之風帶來的結果不是知識,而是一種能區分對與錯、美與丑的能力。然后,我希望,思考能給人帶來力量。從而當‘天要下雨’的時候能夠盡可能地阻止災難的發生。”可見,在阿倫特那里,思考能力也被給予了很高的期待。在她看來,為什么艾希曼會做出這樣的行為,他不是魔界代表或是撒旦化身,他只是沒有能力去思考。極權主義的特點之一即是不讓人思考,或讓人不敢思考、逃避思考,不敢應用思考的結果,全部都需要服從于領袖的思考。而這是阿倫特對極權主義進行反思的核心方面,在她看來必須進行最堅決的斗爭。因為這是剝奪了人之為人的方面,因為思考和生命的真諦是合二為一的。

與不會思考的艾希曼形成鮮明的對比,海德格爾在阿倫特心中具有“思考之王”的地位。懂得思考的海德格爾在納粹統治期間又有什么表現呢?“思考之王”淪為了納粹的奴隸,甚至可能成為納粹的哲學家。在納粹執政期間,德國大學教師中被解雇受迫害的有2800人,但海德格爾在1933年秋天卻帶領960個教授公開宣誓支持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權,并一度擔任弗萊堡大學校長。海德格爾在就職演說中感謝了元首,之后還唱了納粹黨黨歌。阿倫特沒有辦法理解,那個教她思考的人竟然做了這樣一件事,在看到海德格爾的就職演說稿時甚至感到胸悶想吐。納粹的時代是多么的艱難,到處是險境,無法依靠,無法還擊,對海德格爾來說同樣如此。電影中,當阿倫特的朋友問起她,海德格爾是不是她最愛的人時,阿倫特堅決地回答不是,而是她現在的丈夫海因里希。可見,阿倫特在內心當中早已拋棄了她內心中的“思考之王”。

從海德格爾的行為看,思考真的能承擔起如此重要的功能嗎?思考真的是世界避免極權主義或是人類災難的有力依靠嗎?還是思考同樣是人類的一項軟弱的能力,服從于自我保存等人類更為里層的本性?思考是否只是哲學家們的“王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能力?關于“思考”本身同樣會帶給我們無窮無盡的思考。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

(責任編輯:楊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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